她开始穿衣服。我看着她穿。她用对一个女人来说显得笨拙、僵硬的手指穿戴着，但是动作一点儿不慢，只用了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就穿好了。我给她计算了时间。

她站在床边，一只绿皮包紧紧压在镶着皮边的大衣上。她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显得放荡的绿帽子。她站了一会儿，继续对我嘶嘶叫了一阵，面色仍然像刮过的骨头一样难看。她的眼光既空虚又闪现着狂野的情绪。最后，她快步走到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回头。我听到电梯发动和沿着机架开下去的声音。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把窗子开得大大的。随着晚风，飘进一股不新鲜的甜腻味儿，其中夹杂着汽车废气和都市的气息。我用手钩着酒杯，慢慢地饮着。公寓大门在我的窗下关上了。寂静的人行道上传来脚步声。不远的地方一辆汽车发动起来。汽车冲进了夜色里，离合器卡嗒卡嗒乱响。我走回床边低头看着。她的脑袋枕出的印子还留在枕头上，那个纤小的、堕落的ròu体压出的印子也还留在床单上。

我放下空酒杯，狂怒地把床铺扯了个乱七八糟。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又下起雨来，灰蒙蒙的雨点斜着飘落下来，就像是飘拂着一幅玻璃珠串成的窗帘。我起床的时候觉得懒洋洋的，疲乏得要命。站在那儿看着窗外，嘴里隐约还有一股斯特恩乌德家姐妹们留下的苦涩味。我的生活像稻草人身上的破口袋一样空空洞洞。我走进小厨房，喝了两杯黑咖啡。除了醉酒之外，有些别的东西也能给你留下点儿头疼和懊丧的感觉。我从女人身上就体验到这一点，女人叫我恶心。

我刮过脸，洗了个淋浴，穿好衣服，取出雨衣，从楼梯上走下来，站在大门口看着街头。街道对面一百码以外的地方停着一辆灰色普利茅斯牌汽车。这就是昨天企图跟踪我的那辆车，也正是我向艾迪·马尔斯问起过的那辆。

也许里面坐的是一个警察——假如哪位警察有这么多闲工夫乐于浪费在尾随着我东跑西奔的话。也许是哪个在侦探界混事的油子，想在别人的案子里插一手，挤进去捞点油水。再不然就是那位不赞同我的夜生活的百慕大主教。

我走到公寓大楼后面，把我的篷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再绕回前面来，从这辆灰色普利茅斯前面开了过去。车里面独自坐着一个矮个儿男人。他开车跟上了我。在雨天里他的车开得相当不错。他跟着我跟得很紧，凡是较短的街区，我驶不到头他就跟上来了。但是他又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我们两辆汽车之间总是夹着其他一些车辆。我把车开到大马路上，在我办事处所在的大楼旁边的停车场停下车，走了出来。我的雨衣领子朝上翻着，帽檐儿压得低低的，雨点还是从帽檐和雨衣领子之间滴进来，凉冰冰地打在我的脸上。那辆普利茅斯停在对面一个消火栓旁边。我走向十字路口，在亮绿灯时穿过了马路，又转回头来在人行道外侧停着的一辆辆汽车旁边往回走。普利茅斯没有开动，也没有人下车。我走到这辆车跟前，从人行道那边猛地拽开车门。

一个矮小的、眼睛亮晶晶的人坐在方向盘后面，身子紧紧贴在角落里。我站在那儿瞅着他，雨点敲打着我的脊背。他的两只眼睛在一团缭绕的香烟后面眯缝着。他的双手不安地拍打着窄边儿的方向盘。

我说：“你能不能下个决心？”

他咽了口睡沫，烟卷儿在他嘴唇上跳动着：“我好像并不认识你。”他压低了声音说。

“我叫马洛，就是你这两天来一直盯着的那个人。”

“我没盯什么人，博士。”

“你没有盯，可是你这辆汽车却老跟着我。可能你控制不住它。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现在要到马路那边的咖啡馆去吃早点了。我要吃的是橘子汁、火腿蛋、土司、蜂蜜、三四杯咖啡，还得要一根牙签。然后我就去我的办事处。办事处就在你正对面的那座大楼七层楼上。如果你有什么烦恼实在忍受不了，你可以上来找我，跟我谈谈。我今天没什么事，只是要给机关枪上点儿润滑油。”

我离开了他，任他在那里眨巴眼睛。二十分钟后，我把女清洁工的《爱之夜》扔出我的办公室，拆开一个厚厚的、用工整而秀丽的老式笔法书写的粗纸信封。信封里装的是一张简短的信柬和一大张紫红色的五百元的支票，取款姓名填的是菲利浦·马洛，由文森特·诺里斯代表盖·布里赛·斯特恩乌德签字。这张支票使这个阴沉的上午变得晴朗了不少。我正要填一张银行存款单时，电铃响了。

它告诉我有人走进了我这间又小又窄的接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