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从普利茅斯车上下来的小个子。

“好得很。”我说，“进来吧，脱了你的大衣。”

我给他开着门，他小心翼翼地从我旁边钻进来，小心得仿佛是怕我会在他的小屁股上踢一脚似的。我们坐了下来，隔着办公桌面面相觑。他身材确实非常矮小，高度不过五英尺三，体重恐怕超不过一个屠夫的大拇指头。他生着机警明亮的眼睛，努力作出一副严厉的神态，严厉得就像挂在半片硬壳上的牡蛎ròu。他穿着一身暗灰色的衣服，上衣钉着双排纽扣。这件衣服肩膀太肥，领子也翻得太大。衣服外面套着一件没有系扣的爱尔兰花呢外衣，上面有一些破旧的斑点，一条花绸领带从衣服里窜了出来，耷拉在翻领外边，上面溅了许多雨点子。

“也许你认识我吧。”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哈利·琼斯。”

我说不认识他。我把一扁盒香烟朝他跟前推过去。他用整洁的瘦指头拈起一根烟来，就像蝉吞苍蝇一样麻利。他用台式打火机点着了烟，又挥了挥手。

“我在这一带混过事。”他说，“认识不少人。过去我倒卖过私酒，从怀尼米·帕恩特把酒运过来。这可不是桩好买卖，老弟。开着一辆探路的小汽车，大腿上放着一支枪，裤子后兜里塞满了一大沓钞票，足够堵塞住一条运煤槽。往往在到达贝弗利山以前就要给四拨警察买路钱。这可不是桩好买卖。”

“可怕。”我说。

他向后仰着身子，从紧抿着的小嘴角里朝着天花板上吐烟圈儿。

“可能你不相信我。”他说。

“可能不相信，”我说，“也可能相信，还可能我没这闲工夫拿定主意。你究竟打的是什么鬼算盘？”

“没什么。”他若无其事地说。

“你来来回回追着我已经两天了，”我说，“就像一个小伙子跟在一个姑娘后头，可又缺乏最后一点勇气似的。可能你是兜售什么保险的。可能你认识一个叫乔·布罗迪的人。这种‘可能’有一大堆，不过我手头也有一大堆自己的事儿要干呢。”

他的眼珠鼓了出来，下巴差点儿掉到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