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影响有关；其二，就长官而言，以一官领三司逐渐成为定制，并形成了“三司使”使额，而以他官兼判三司也颇常见；其三，就其他官吏而言，五代财司较唐代多出了大量军将与人吏，这也与藩镇体制密切相关；其四，就职能而言，五代三司长官与机构职能，均较唐代大为扩展，参与军国大政决策，其与地方州县的联系也较唐后期更为直接密切；其五，北宋三司机构、官吏设置以及长官身份，与五代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尤其是后唐明宗朝设立的三司使与三司存在密切联系，其演进背后的动因，乃是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

（二）有关北宋三司职能及其与其他机构关系

关于北宋三司职掌的庞杂多样，及其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职权与主导地位，宋人已多有述及。现代学者通过研究三司职能，及其与其他机构关系，也充分证实了宋人说法的合理性。汪圣铎在有关职权范围的讨论中[46]，认为“三司职权超出了单纯财政的范围，变成了封建国家总理经济事务的机构”，虽不具官员任免权，与各地转运司、府州军监也无隶属关系，且自身财政收支受到皇权（以内藏库为代表）的干预，但三司可通过财政决策权、考课权，以及荐举权，实现对央地财政事务的约束与支配，在财政管理方面达到对“百司、转运使、诸州”“如臂使指”的效果。黄纯艳在讨论三司职掌时，同样认为三司职能远不限于财务，并将前人已多有论述的财政职能归纳为供应京师百官军队日常开支、统筹管理上供、监督催科地方财赋征收以及参与财政决策谋议等四方面，分别加以论述，显得更为系统[47]。此外，由于三司事任广泛，与各类财政制度多有关联，故学者在研究宋代财政各类问题时，往往论及三司职掌。笔者挑选其中较有代表性者，根据其议题予以分类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