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的树不断往我身上滴着水珠。我经过巨大宅邸的一个又一个的灯火辉煌的窗子，这些住房的庭院都阴阴森森，大得出奇。建在远处山坡上的楼房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房檐、山墙和明亮的窗户，像是森林中的魔宫，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我走到一处汽车服务站。服务站里灯光雪亮——简直是浪费——在这间雾气腾腾的玻璃屋子里，一个戴着白帽、穿着深蓝色风衣、百无聊赖的职员正坐在一张凳子上弯着腰看报纸。我已经想迈步进去了，但还是继续走下去了。我全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在这样一个夜晚你就是等得胡子老长也未必有出租汽车来。此外，汽车司机永远也忘不了你在这个时间乘过他的汽车。

我大概走了半个多钟头，才重新回到盖格的住处。我的脚步一点也不慢。附近一个人也没有，街上除了我自己的汽车停在隔壁的门前以外没有别的车辆。我的汽车孤零零地停在雨地里像一只无主的野狗。我从车里拿出盛黑麦威士忌的酒瓶，把剩下的半瓶酒顺着嗓子倒进去。我爬进汽车，点着一根纸烟。我吸了半根，把剩下的半根扔掉，又从汽车里出来，走到下面盖格的房子前边。我用钥匙把门打开，走进寂静、温暖的黑暗里。我站在那里倾听着落雨的声音，我身上不住往下滴答水珠。我摸到一盏灯，把它开亮。

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墙上少了几条绣花锦缎。我刚才虽然没有数，但是现在墙上有几块棕色墙皮赤裸裸地非常醒目。我往前走了几步，打开另一盏灯。我看了看图腾柱，看了看图腾柱下面那块中国地毯边上的地方，光秃秃的地板上多了另外一块小地毯。刚才这块地毯并没有铺在那里。那里原来躺着的是盖格的尸体。现在盖格的尸体不见了。

这件事使我浑身冰凉。我把嘴唇喂到牙齿上，斜着眼睛望了一阵图腾柱上的那只玻璃眼珠。我在屋子里到处走了一个遍。样样东西都同我第一次进这间屋子一样。盖格既没有在他那张铺着带皱边的床单的床上，也没有在床底下，壁橱里也没有他。他同样也没有在厨房里或浴室里。

剩下的只有后厅右边那个锁起来的房间了。盖格的一串钥匙里有一把同这间屋门的锁正好相配。这间屋子使我很感兴趣，但是盖格并没有藏在这里。我所以对这间屋感兴趣是因为它同盖格的卧室截然相反。这是一间陈设非常简单的男性的卧室：光洁发亮的地板上铺着几块印第安民族图案的地毯，两张直背椅子，一张带木纹的深色写字台，写字台上摆着一套男人用的化妆用具，两只一尺高的铜烛台上插着黑色蜡烛。一张很窄的硬床铺着棕色印花床单。

屋子给人以冷森森的感觉。我把门重新锁起来，用手帕揩拭了一下门把手，回到外间屋子图腾柱旁边。我跪在地上，歪着头仔细观察从地毯到大门的这一段。我想我看到了两条平行的小槽，就像脚后跟拖过的痕迹似的。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死者的尸体要比破碎的心沉重得多。

这件事不是警察干的。如果是警察，他们又要用绳子丈量，又要照相，又要用粉末显示指纹，再加上一人嘴里叼着一支五分镍币的雪茄。这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一定还留在这里没有走呢。这件事也不是杀害盖格的凶手干的。这个人走得太匆忙了。他一定看到了卡门·斯特恩乌德。他拿不准卡门昏迷的程度，是否一定认不出他来。凶手这时一定正在逃向远处某个地方的路上。我猜不出来这个答案，但是既然有人不只想把盖格谋杀，而且蓄意要移尸灭迹，我也乐得让他这样去做。这至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把情况摸一摸，看能否报案时不把卡门·斯特恩乌德捎连进去。

我把街门锁上，发动汽车，开回家去。我洗了一个淋浴，换上干衣服，吃了一顿过时的晚饭。吃完饭以后，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喝加上热水的威士忌，一边捉摸盖格的皮本子里的密码。我能有把握的只有一点：这另一个人名住址表，很可能是他的一些顾客。全部名字有近百多个。即使没有敲诈的事——我敢说敲诈是少不了的——这也是一桩大发横财的买卖。名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谋杀盖格的嫌疑人。当这个名册交到警察手里以后，我可不羡慕他们的差事。

我上床的时候肚子里装满了威士忌，因为事情办得不顺手懊丧得要命。我梦见一个穿着血淋淋的中国式褂子白人追一个戴着长耳环的赤身露体的女孩子，而我又在后面追这两个人。想用一架没装胶卷的照相机给他们拍照。

第九章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阳光灿烂，阴云已经散尽。我醒来的时候，嘴里好像塞着一只驾驶汽车戴的手套。我喝了两杯咖啡，看了几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