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平常同严峻之间。身体僵直起来。她把银指甲向玻璃书柜一挥。

“你看那里面放的像是什么——葡萄吗？”她挖苦了我一句。

“噢，这类东西我不感觉兴趣，你知道。也许上面还带有复制下来的铜版画——彩色的两便士，黑白的一便士。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哪儿都买得到。不，对不起。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懂了。”她尽量想用千斤顶把笑容再顶到脸上来。她像一个害了腮腺炎的市参议员那么恼火，“或许盖格先生可以——但是他现在出去了。”她的一双眼睛什么也不放过地审视着我。她对于珍版书籍一窍不通，就像我不懂怎么指挥跳蚤在马戏团演戏一样。

“过一会儿他会回来吗？”

“我怕他要很晚才回来。”

“真糟糕。”我说，“哎，真糟糕。我想在你们这儿的舒服的椅子上坐一会，抽支烟。我下午没有事。除了我要上的三角课以外，没有什么要动脑子想的。”

“可以。”她说，“可——以，当然可以了。”

我放松身体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用放在烟几上的圆形镍制打火机点着一根纸烟。她仍然站在那里，用牙齿咬着下嘴唇，眼睛里透出迷惘、困惑的神情。最后她点了点头，慢慢转过身去，走回角落里自己的小台子边去。她从台灯后面继续盯着我。我把两脚搭起来，打了个呵欠。她的银指甲伸出去，想拿起台子上的电话机话筒，但是并没有碰它。她又把手指放下，在桌子上轻轻地敲起来。

大约有五分钟，室内寂静无声。店门开了，一个生着大鼻子、身躯高大的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支手杖，脸上带着如饥似渴的表情，一走进来就用力把门关上，大步走到女人坐的那个角落，把一个纸包放在桌上。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包着金角的海豹皮钱包，让那个金发女郎看了看里面的什么东西。女人按了一下安在桌子上的电铃。身躯高大的人走到木板隔扇上的小门前边，推开一道缝，侧身溜了进去。

我吸完了第一根纸烟，又点第二根。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得很慢。马路上各种车辆的喇叭声一刻也不停。一辆大红色市区公共汽车呜呜地开过去；交通指挥灯改变信号时响了一阵铃声。金发女郎把头靠在胳臂肘上，用手罩在眼睛上面盯着我。隔扇上的门开了，拿着手杖的高个子走出来。他手里拿着另外一个纸包，样子像一本大书。高个子走到台子前边付款。他出去的时候同走进来的姿势一样，脚后跟着地，张着嘴呼吸，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斜着眼睛使劲盯了我一眼。

我站起身来，向金发女郎掀了掀帽子，跟着那个人走出去。他是向西走的，一边走一边不断抡手杖，在自己的右脚面上划着小弧形。追踪这个人一点也不费力。他的外衣是用一块颜色非常花哨的粗呢子做的，肩膀很宽，脖子像根芹菜茎似地伸出来，走路的时候脑袋一摇一晃。我跟在他后面走了一个半街头区。过高原路路口的时候，我趁着路口亮着红灯，在他身旁站住，有意让他注意到我。开始他只是向我这方向随便看了看，但是突然他斜着眼睛盯了我一眼，而且马上把头转过去。

换了绿灯以后，我们走过高原路，又继续走了一个街区。他迈开两条长腿，到了转角的时候已经把我甩到二十码之后了。他拐到右边一条街上。这条街是个上坡，他走了大约一百英尺，站在那里，把手杖勾在手臂上，从里面口袋里摸出一个皮制烟盒。他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把火柴盒掉在地上，在俯身拾火柴的时候回头看了看。他发现我正在街角看着他，就像屁股上让谁踢了一脚，马上挺直了身子。他甩开两腿趔趔趄趄地往坡上走，一边走一边用手杖敲着人行道。他又向左转过去。当我走到他转弯的地方，他在我前边至少有半个街区了。

我追他追得呼哧呼哧地直喘气。这是一条两旁栽着树的窄街，一面是挡土墙，一面是三幢花园平房的庭院。

他跑得无影无踪了，我沿着这条街东张西望。走到第二座平房院子前面我发现了一点东西。这幢房子名叫“拉·巴巴”。院子非常安静，光线朦胧，两边有两排遮满树荫的平房。

平房中间的甬路两边，种着修剪得又粗又短的意大利柏树，样子活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的油缸，在第三个油缸后面一只花里胡哨的袖子闪动了一下。

我倚在街边一株胡松树上，等待着。远处山谷里雷声又隆隆地响起来。电光在向南奔驰的层层叠叠的乌云里一闪一闪地发亮。几滴雨珠试探性地落下来，在人行道上留下几个镍币大小的湿点。空气像斯特恩乌德将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