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林纬家族与陈骥家族虽然均产生过一定数量的进士，但却无人入传。\s.h′u?q·u?n′d_n￠s..^c,o·m-林纬家族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们的人脉不够强。在CBDB搜寻林纬家族社会关系的结果为零，这一方面当然反映了CBDB本身数据收录深度不足，但一方面也说明林纬家族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强度亦应有其限度，所以不容易找到相关史料。

CBDB虽收有一些陈骥家族的社会关系，但数量并不多。从图5陈骥家族之社会关系图可以看到，具有进士身份的五位陈骥家族成员中，有三位在CBDB中并无任何社会关系的资料；而列有社会关系的两位分别为陈骥与陈谠。其中陈骥与三人有社会关系：李邴、张读、蔡京。其中李邴与张读应该都是官场上的朋友，但具体关系如何并不清楚。而陈骥与蔡京的关系，在CBDB资料中显示是“不和”“拒绝会面”，属于负面的关系。易言之，这三位可能都没有与陈骥建立特别密切的实质关系。

图5 陈骥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CBDB列有社会关系的另一位是陈谠，其来往的两位对象分别为陈淳与陈宓，均为道学家。但若细究他们的关系，陈淳只是曾经回信给陈谠，而陈宓亦只是曾为陈谠写祭文，关系似乎比较一般，很难据此推断彼此之间是否有更具体的实质关系，也无法判断陈谠是否属于道学群体。*x-i,n_x¨s¨c+m,s^.￠c\o′m\易言之，陈骥家族的社会关系可能与林纬家族差不多，一方面并无特别深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属道学群体，因此在《仙溪志·人物传》就没有入传。

结论

从CBDB所收录的信息可以看到，影响《仙溪志·人物传》收录人物的因素，除了本人是否具备一定的功名与事迹之外，至少还跟三项因素有关系：与编纂者是否有关系、在仙游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密切、是否为道学群体的成员。

当然，这个结论并不是研究的结束，而应该是研究的起点。利用CBDB使研究者能够相对容易地观察到一些群体现象，然后再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的历史意义。本文对《仙溪志·人物传》的分析也是如此。例如道学群体成员较易入传，除了符合当时社会整体文化脉络外，对于南宋末期的仙游士人阶层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他们刻意拉近仙游与朱熹的关系，是否反映了当时仙游士人对地方认同意识之建构？《仙溪志》作于1257年，其时道学已经成为学术主流，福建尤为重镇，但仙游县却始终没有出过一位重要的道学家。′咸·鱼/墈*书,王· `毋?错\内￠容\很可能就是因为意识到此一缺憾，《仙溪志》的编纂者不断透过间接的方式为仙游县与道学建立联系。其一是透过知名道学家之口称许地方士人，如林澧之传记称：“朱文公喜其操行，刮目待之，书问往复，相期甚厚。”[20]其二是指出地方士人师承程朱理学，如苏权传记称：“时南轩先生为帅，尝执经从学。”[21]而《仙溪志》编者之一苏国台，出现在苏权传记之末，同样也是强调其程朱理学的师承：“子国台，从潘瓜山柄受学。”[22]而潘柄为朱熹门人。[23]这些迹象显示，《仙溪志》的编者似乎有意识地想在这部地方志以道学来塑造仙游县的地方传统，从而在地方上建构一种认同意识。这些推论是否能够成立，都是需要继续追问的问题，绝非单凭CBDB就能解决。一旦涉入历史意义和历史解释，传统史学训练还是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从这次研究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志能提供比CBDB目前所收更丰富的人物传记信息，不但是人数的增加，同时也包括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信息的深入。《仙溪志·进士题名》中所收的371人中，只有155人能在CBDB中找到；而且《仙溪志》对于这些人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收录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研究者在利用CBDB的过程中应该同时参考。可喜的是，CBDB目前正系统地收录大批地方志中的人物职官信息，可以预见此项工作完成之后，CBDB在研究上的实用性将会提升至另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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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承郑振满教授阅读草稿，并提供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唯文责自当由笔者自负。

[2] 陈尧道：《序》，黄岩孙《仙溪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第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