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其中如嚮义堂等乡学的校舍保存至今。
图64 乡学的讲堂(冈山藩的闲谷黉)
此外,更不用说的是作为初等教育机构的寺子屋的大量涌现。据传1722年(享保七年)前后仅江户市内就有八百多名寺子屋教师,调查显示,到幕府末期迄大约出现过一万五千多所私塾和寺子屋。在没有得到确认的地方上,全国范围内也只有一两国有寺子屋的存在。由石田梅岩首先开创、后由手岛堵庵等人推广普及的旨在教化庶民的通俗讲座—“心学[67]”,也以惊人的速度流行开来,从陆奥到筑后的三十多国开设了讲堂。
居住在城市里的商人,当然也在忙于家业的同时开始追求学术理论和艺术修养,城市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也不足为奇。也因为如此,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了文化差异,这一点在前一章中已经谈到。即便我们能够看到农业生产力进步的痕迹,但是技术上的改良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是偏重于对收割之后作业的合理化,如发明铁制的木齿耙(图65)以及筛车等。无论是播种还是除草,持续着自古以来的原始方法,因此从事耕作的农民的生产劳动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艰苦的,在残酷的掠夺下,农民生活无法全面富裕起来,农村缺乏接受高水准文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