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内书写和张贴了大量的标语。“实行民族平等”、“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和屠杀”、“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等标语到处可见。松桃苗族自治县永安乡一农户的墙上至今还完整地保留了“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标语。红军践行了“全力帮助苗族得到解放与自由”的诺言。其次，红军所到之处，尊重苗族风俗习惯。参与对歌时，遵循苗家“同姓不对歌”习俗，“恭喜嫁娶，多送粮食、祝贺添丁，多带鸡酒”的习俗，红军驻地及其附近适逢举行“农涅”、“颇果”、“然绒”等苗家特有的祭祀活动，苏维埃都要派代表前往恭贺。红军行军过寨，始终遵照贺龙军长发布的“途经苗寨不准开枪，不准随意进门”命令，成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表率，苗汉人民实现了“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的局面。第三，帮助苗族同胞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卫组织。红军派出姜昌芝、李庚开、黄家文等干部到苗族聚居地，经过短暂时间的发动，成立了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和猫山、寨地、大土坪、麻阳、天堂、坝木、钟鼓坡、黄泥堡、浑泉、五官坝等10个乡苏维埃，并在这些地方成立了游击队和自卫队，实现了“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和“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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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织苗家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土地革命运动的旗帜下，苗家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土地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严格执行了苏维埃颁布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在苗族聚居地打土豪52户，没收土地挑，每人平均分得土地5至7挑不等，苗家贫苦农民从地主土豪那里收回了自己开垦的土地，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的目标。第五，选拔培养苗族领导干部。“政治路线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各级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之际，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非常明确地指示，在苗族聚居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要从当地苗族同胞中推举担任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特区革命委员会任命苗族农民郎永章担任主席，苗族农民胡兴奎担任副主席，所辖10个乡苏维埃政权中，苗家工农优秀分子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就有34人，占这里干部总数的50%以上。另外，所成立的猫山、浑泉等游击队，多数队员是苗族青年，而田坝、岩柯两支游击队，队长、副队长是优秀苗族青年，且全部队员都是苗族青壮年，这些地方建立的苏维埃自卫队的干部和队员，绝大多数是苗族。实现了“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的目标。第六，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红军在军事行动中，得到当地少数民族支持和帮助。1934年8月7日，贺龙决定消灭对苗族地区苏维埃政权有极大威胁的盘踞在玛瑙洞的反动区长及其武装。玛瑙洞处在玛瑙山山腰，洞深且宽，还有岔洞，能容下2000多人，周围还可周旋，反动区长胡兴魁裹胁了40多个群众，妄图凭借自己有100多人武装和天险，且战且躲，扰袭苏区。为了用最小的代价消灭胡兴魁武装，红七师主攻部队找来当地苗族同胞作向导，苗族同胞详实介绍了山上、洞中的情况后，红军选派精悍战士由洞口中顶悬索吊人炸掉洞口，进而占领洞口，搜索前进，一举全歼了守敌，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

这次胜利是红军和当地苗族同胞并肩战斗的结果。贺龙在战斗胜利后站在玛瑙山上感慨地说：“民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啊！”

四、《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重大影响

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总结工作指出：“开展苗族中的工作，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人，这就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为了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土司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组织苗族红军与苗族苏维埃共和国，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与各个民族间真正的和平与自由。”由此可见，《决议》的颁布与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决议》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黔东的具体体现，是黔东各族人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千百年来深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