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收的游击队员,普遍发给帽子、布草鞋及干粮袋等。红军对于帮助缝制军装的群众,除招待饭食,给予一定报酬外,还赠送一些实物用具,其中赠万安的李太彬家谷米和铜茶罐1个,油1瓶；给城内杜西云家棉絮2床,镜1架,衣服数件；给中坝河西妇女余芝芬等人各10余吊铜板等。此外,各驻地红军每天还组织战士学习政治、文化课本,坚持部队操练,练习刺杀等作战技术。

四、红二、六军团负责人会议

在红二、六军团进占石阡、江口后,敌人为防止红军由湘黔边北进再回到原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兵力重新作了部署:第十九师由镇远调岑巩地区,会同李觉纵队进行跟追；樊崇甫、郭汝栋两纵队由湘西绕至红军东北,经麻阳、铜仁与驻玉屏、岑巩的第八师取得联系,以第九十三师向思南方向截击,陶广纵队由湘西北开拔,第九十二师、新三十四师在沿河、秀山、永绥、保靖地区布防,阻止红军北进；在西面,郝梦龄纵队到后坪、思南地区,沿乌江两岸防堵；第二十三师固守余庆、龙溪地区,掩护贵阳方向。敌人企图乘红军向北运动时,将红二、六军团消灭于乌江以东松桃以西地区。如不得逞,则向南压迫,迫使红军与广西军阀作战。而广西军阀已有防备,已将部队向黔桂边境集中,并派一部分兵力进到贵州南部独山地区,作好了御红军于广西之外的准备。这样,红二、六军团实际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重大行动,1月19日,在石阡天主教堂召开了两军团负责人会议,史称石阡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负责人参加。会议总结了红二、六军团长征转移以来的工作,对当时的敌我形势进行了分析。

会议认为,由于“便水反击敌人未能给敌以决定意义之打击,开展新的有利战斗局势”,“敌依据原有碉线(已成碉网地区)已成包围逼进形势,我军处在狭小地区渐成被动局势”,“以石阡为中心地带内,粮食缺乏,居民稀少,地形不利进行运动战”,因此,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已不现实,军委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会议决定,撤离石阡地区,转移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活动,以争取在贵州西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并下达了3天的行军计划。会议结束后,当晚还在万寿宫等地举行文艺联欢晚会和会餐,欢迎石阡入伍的新战士。

从石阡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革命活动看,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确定了坚持在长江南岸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为红军的下步行动指明了方向。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成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红二、六军团突围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后,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最初是确定向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转移,在湘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在石阡一段时间开展工作,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及军委指示,确定了在长江南岸活动的总方针,并果断地放弃了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尔后,继续向西,开辟了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在川黔滇边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直至同年3月底。因此,石阡会议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的中心目标是“坚决的在云贵川广大地区以战争的胜利来创造新的根据地,政治机关一般的是在这一任务下进行工作……在盘县最后的一晚,党和军分会最后决定坚决北渡金沙江,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而我们亦从此结束了长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在长江南岸活动的总方针确定之后,鉴于之前的战斗失利及贵州山区的复杂,石阡会议又强调,继续向西移动的同时,要落实“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的军事作战方针,以后又再次强调“在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2由于宣传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精神,做群众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特别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红二、六军团上下充满了“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决定在长江南岸活动”的信心和斗志,在艰苦环境中屡创敌军,红军有生力量不仅未削弱,而且有新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

1月20日,红二、六军团及大部分游击队共2万余人,在石阡县城大桥下兰家坝,召开了继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