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交付的战略任务，“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然而，红六军团因长途跋涉，部队极度疲劳，减员很大，处境艰难，特别是经历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迫切需要休整。木黄会师为红六军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整机会和场所。在红二军团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负责人执行“左”倾错误方针，导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无根据地依托，干部损失也大，特别是夏曦在红三军内部进行多次“肃反”，取消了各级政治机关，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政工干部缺乏。虽然通过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使党和红军的工作有了正确的转变，但尚未得到彻底转变。会师后，使红二军团与中央中断两年的联系得到恢复。同时，木黄会师，为进一步解决红二军团沉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党的领导问题、思想建设问题等创造了条件。两军都希望会师。两军会师后，彻底摆脱了各自的困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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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发展湘鄂川黔边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受挫、部队减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与红二军团会师，而按中革军委的电令，单独地向湖南凤凰、乾城一带前进，将受到湘敌的猛击，既无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整个部队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会师后两军团若分开行动，也难以很好地完成这一重任。因此，两个军团不能分开也不同意分开。两军指战员不仅思想上、感情上倾近、向往、依存，而且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因此，“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三，木黄会师使两军团形成一个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会师后，两军在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紧急形势和任务面前，有着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两军领导人把加强革命团结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看作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军在各方面进行了相互支援。六军团着重从政治上给二军团以巨大支援，抽调一批政治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二军团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力量；而二军团则抽调了一批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到六军团工作，使两军团的力量得到很好的整合。红二军团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给六军团筹粮、送盐、配马、补充武器弹药，给予尽可能的保障。两军团领导人成为团结的模范，为各级干部和整个部队作出了表率，两支队伍，八千子弟，会师后在艰苦独立作战的困难环境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在执行创造新苏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并肩战斗，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从木黄会师到以后长征胜利，都没发生重大原则分歧，“团结得象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正是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7月，在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受命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在人民军队征战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四，木黄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7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中央派红六军团西征，主要是达到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的目的；是年10月中旬，当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时，红六军团的这次奉命西进就带有探路的性质，中央红军长征最初即是按照原定计划，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实际上起到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木黄会师，或者会师后两军团单独而不是集中统一行动，都不能完成这一重任。两军团会师后，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军团主力主动地发起湘西攻势，打乱敌军部署，成功地将“追剿”中央红军的敌军重兵吸引到自己身上，并迅速地使湘鄂川黔革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