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乡各村召集农民大会，详细报告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让农民群众充分了解土地革命政策，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 乡代表会议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并动员雇农小组、贫农团、党与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积极参与，形成广泛的群众查田运动，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 在调查地主富农土地之后，为了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再对贫农中农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登记，全面掌握土地和人口信息。

- 代表会议定期计算分地标准，确保分配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依据分地标准与各家人口，实地分割土地，保证分配的公平公正。

- 乡村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重点审查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雇农贫农中农是否真正得到实际利益，接受群众的监督。

印江各地的土地分配，基本上都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当时区、乡政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开展土地没收和土地分配工作。各乡都成立了评议小组，由乡政府干部、自卫队长、乡苏维埃代表和农会负责人共同组成。在召集农民大会的基础上，首先仔细查田地面积，再认真计算人口，进行造册登记，而后开会确定划分标准，最后实地分田。分田过程中，逐丘插牌，落实到户。牌子用木竹制成，上面清晰地写着某某人分得田土积多少挑及四周抵界，确保土地分配的清晰明确。以沙子坡为例，在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一共召开了三次农民积极分子会议，每次约有二、三十人参加。评议委员由区政府主席夏国安、副主席王顺民、红军代表徐委员、文书陈德银、乡政府主席鲁金山和自卫队长等人组成。自卫队骨干张华安也参与过评议工作。他们没收了尹恒昌、曾广四、郭裕清、张云昌、尹福林、傅万湘、张华宣、任百陶等豪绅的土地。当时沙子坡是以旧行政区划——甲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由于各甲的土地和人口数量存在差异，所以分配土地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任修福家五口人，分得谷田25挑，包谷土6挑，还分得被子、衣裳等财物。而官塘区文书陈德银，全家五口人均分得谷田5挑面积，土还未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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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江当时凡属于黔东特区的地域内，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打土豪”的内容，在印江主要有三项：一是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为民除害；二是没收其财产田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三是扣留人质，勒令其亲属限期赎取，群众形象地将这一做法称为“捉肥羊。

这后一种“捉肥羊子”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豪劣绅的经济实力，也补充了革命队伍的物资。风谷岭乡游击队曾成功扣押庙坪土豪田满，责令其家属限期用几十块大洋赎取，尽管后来因故赎取未能实现，但这一行动给当地土豪劣绅敲响了警钟。刀坷游击队也曾将一些豪绅扣押于乡政府，通过罚款赎取的方式，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同时获取了一定的资金，用于支持革命活动。

在土地革命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土豪劣绅、旧时官吏及其代理人妄图蒙混过关，以“积极”的伪装混入各级政权机构。沙子坡的何树珍，家中拥有一百多挑谷子，在当地算得上是财主。红三军初到之时，他心怀不轨，伪装积极，骗取信任，窃取了官塘乡政府主席的职务。然而，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革命的矛头指向了他。当分配土地触及到他的利益时，他原形毕露，抗拒分配自己的土地。按照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地洗刷出去”，红三军果断将何树珍清洗出革命队伍。同样，包庇、袒护土豪劣绅的夏国富、任永昭也受到了严肃处理，这一系列行动，纯洁了革命队伍，保障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印江土地革命呈现出如下状况：

沙子坡：1400余人踊跃参加土地革命，其中自卫队员32人。他们积极参与打土豪行动，共打击8户土豪。经过合理分配，平均每人分田土面积4挑，折合约0.67亩。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当地干部和群众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确保了土地分配的公平公正，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

四坳口：1210人投身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5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约合0.91亩。当地通过召开群众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