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境地，被迫在湘鄂川黔边界展开游击斗争。

这一系列的挫折，究其主要原因，是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同年2月，党中央派夏曦同志到湘鄂西工作，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统一领导湘鄂西的党、政、军事务。夏曦在“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彻底失败、敌军大举围攻洪湖中心区域之际，又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使得红军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处处被动挨打。最后，洪湖根据地就这样葬送在这种保守的战略手里。夏曦同志命令红三军仓促突围，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转战，行程七千余里，于1933年初艰难地到达湘鄂边。此时，红三军已从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余人，部队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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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夏曦同志为了进一步推行其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他取消了红三军各师师部，把全军编成五个团，由军委分会（主席夏曦）直接指挥，这实际上取消了红三军军部，也排斥了军长贺龙同志对部队的领导。贺龙同志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的领导对于红三军至关重要，而夏曦的这一做法，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指挥和战斗力。此外，夏曦同志所推行的王明路线对湘鄂西苏区造成的最大破坏，是在1932年春夏、1932年底、1933年春、1933年春夏，连续进行了四次肃反扩大化。在肃反过程中，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被错杀，这些干部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牺牲，严重地削弱了红军自己的力量，使得红三军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更加艰难。最终，这一系列错误导致了湘鄂西根据地的全部丧失，红军不得不辗转作战，寻找新的根据地，以保存革命的火种。

红三军进入黔东的印江

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界的活动，引起了各地官吏豪绅的极大恐慌。他们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向上呼吁，请求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军阀刘湘、王家烈、何健、徐源泉等，也迭电国民党中央告急。蒋介石得知情况后，于1934年1月由南昌行营电令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主持“会剿”。一时间，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小，险恶的斗争形势日益压缩了红三军的活动范围。在这危急时刻，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湘鄂川黔边，再度进行军事转移，进入川黔边境活动。

连年的南北转战，让红三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部队减员严重，武器装备匮乏，战士们疲惫不堪。但在这艰难的处境中，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为革命提供坚实的依托。1934年5月9日，红三军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战斗——智夺彭水。在这次战斗中，红三军的将士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一举歼灭敌人一营，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这一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让战士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当时，红三军准备就地建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然而，彭水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背山面水，易攻难守”，如果在此建立根据地，一旦敌人进攻，红三军很容易陷入绝境。1934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红三军决定乘胜西渡乌江，向黔东进军。1934年6月1日，红三军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成功攻占黔东重镇沿河县城。占领沿河后，部队本应暂时休整，恢复体力。但沿河县城分距乌江两岸，背靠大山，形势与彭水相似，不利于扼守。而且，黔军李成章旅，付恒忠部，川军达凤岗旅，湘军周燮卿旅正向沿河进逼。在这紧急关头，红三军当机立断，决定抢在川湘之敌尚未形成包围圈之前甩开敌人。1934年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出敌不意向南直下，经酉阳的龙池、唐家溪，松桃的猫山、麻阳，印江的鸡母溪进抵刀坝。印江县伪县长张廷泽得知红军进入县境，吓得魂飞魄散，便弃城仓惶逃至思南。刀坝是印江、沿河、松桃、酉阳、秀山五县交界的小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北进可到酉阳的南腰界，西经凉风岭可到沿河的小井，东经来安营可达松桃的火烧桥，南下经木黄即可进入印江梵净山。红三军来到刀坝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应群众的要求，红军处决了刀坝伪区长李天治，为民除害，大快人心。还派兵到来安营捉拿伪区长陈文澜，虽未成功，但也让当地的反动势力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