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而写怎么不失诚实地谋杀方法的书却写得很好。关键的问题总是，这是谁写的和他有什么可写的。

至于言志文学和遁世文学，这都是批评家的行活，他们爱用这种抽象的字眼，好象其中有具体的含义一样。凡是用活力写的东西都表现了这种活力；没有沉闷的题材，只有沉闷的脑袋。凡是读书的人，都是想从中寻求某种的逃避；关于梦的性质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梦所产生的逃避却是生理需要。人人有时都必须从他们隐秘思想的死气沉沉循环下面逃避出来。这是有思想的动物的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有别于三趾树獭（南美洲等地产的一种哺rǔ动物，栖于森林，行动迟缓。）的区别之一。后者显然——不过谁也没有绝对把握——很自得其乐地倒悬在树枝之下，甚至连瓦尔特·辛普曼的政论也不读。我并不特别鼓吹侦探小说是理想的遁世方法。我只是说，凡是为消遣而读书都是看遁世，不论读的是希腊文，还是数学，天文学，克罗齐的美学，还是《被遗忘的人的日记》。否则你在文化上就是个假充内行，但在生活的艺术上却是个不成熟的孩子。

我觉得桃治赛·赛伊尔斯女士并不是因为这些考虑而尝试一下无用的批评的。

我认为她心中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她慢慢地明白，她那种侦探小说已成了一种枯燥的公式，甚至不能满足它自己的条件。这是第二流文学，因为它写的不是可以作为第一流文学的材料。如果它着手写真实的人（她有这能力，她的次要人物可以为证），那么为了要符合情节要求的人工做作的布局，这些真实的人马上就要做不真实的事。他们一做不真实的事，他们自己也就不再真实了。他们变成了木偶，机械情人，纸糊恶棍和侦探，什么都很细致讲究，个个都很彬彬有礼。

对于这些人物道具，唯一能够感到满意的作家是那种不知现实为何物作家，桃治赛·赛伊尔斯自己的小说表明，她对这老一套是感到讨厌的。这些小说中具有成为侦探小说的成分的那一部分是它们最弱的部分，而最出色的部分却是可以删掉而又不影响“逻辑推理”问题的部分。然而她又不能让，也不愿让她的角色有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制造自己的疑案。要那么做，所需要的就比她自己简单得多和直接得多的头脑。

《漫长的周末》是一部记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中英国生活和世态方面极其出色的著作。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仑·霍奇在这部书中也谈到了一些侦探小说。这两位作家象黄金时代的装饰品一样，是地道的英国人，他们写到的这个时代里的这些侦探小说作家几乎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作家一样名闻遐迩。他们的各种作品销路以百万计，译成十多国文字。就是这些作家固定了形式，确定了规则，成立了著名的侦探小说俱乐部，这是英国疑案小说的庙堂神殿。会员名单中几乎包括了自从柯南·道尔以来的每一位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

但是格雷夫斯和霍奇认为，在这整个时期中，只有一个第一流作家写过侦探小说。那是位美国作家，名叫达谢尔·哈米特。不管是不是老派的，格雷夫斯和霍奇决不是古板守旧的第二流作家鉴赏家；他们能够看到世界的潮流，而且看到他们时代的侦探小说所不能看到的；他们知道有创见和有能力生产真实小说的作家是不会生产不真实的作品的。

哈米特到底是怎样一个有独创的作家，这无关紧要，即使有关，现在也很难断定。他是他们一派作家中间的一个，但是却是唯一赢得批评界赏识的一个，不过不是唯一写现实主义疑案小说或作这类尝试的一个。任何文学运动都是如此，总有一个人被选出来代表整个运动，他往往是该运动的顶峰。哈米特是个一流的表演家，但是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东西在海明威的早期长短篇小说中没有包含的。

然而，海明威除了从德莱塞、林·拉德纳、卡尔·桑德堡、舍伍德·安德逊和他本人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以外，很可能从哈米特那里也学习到一些东西，这也未可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有人对小说的语言和素材进行彻底革命的返真归朴的尝试。这可能是从诗歌开始的；几乎什么事情都是从诗歌开始的。你甚至可以追溯到瓦尔特·惠特曼。但是哈米特把这应用到侦探小说上面去，由于英国式的斯文和美国式的假斯文的重压，这很难推动。

哈米特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艺术目的，对此我有怀疑。他只不过是想象写作一些他有第一手材料的东西谋生糊口罢了。有的是他杜撰出来的，所有作家都是如此，但他有事实根据，是从真实的东西中杜撰出来的。而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所知道的唯一现实性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