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但是每次却又都像是真实的。

好像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都是第一次。

我冒着大雨驾着汽车在公路上疾驰，银头发坐在车角里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在我们开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俩仿佛又成了素昧平生的人了。我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前面下了车，给伯尔尼·奥尔斯挂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在雷阿利托杀了个人，现在正同艾迪·马尔斯的妻子一起到怀尔德家里去。我杀人的事她全都看见了。我开着汽车沿着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静街道来到拉斐特公园，最后把车停到怀尔德的大木房子前边的停车棚里。

奥尔斯事先已经打了电话说我要来，门灯已经打开了。

我走进怀尔德的办公室。他正穿着一件大花睡衣坐在写字台后边，面孔紧绷绷的，一只带花条的雪茄烟一会儿捏在手指里，一会儿送到挂着苦笑的唇边。奥尔斯已经到了，同来的还有警察局长办公室的一个头发灰白、体格消瘦的人。这个带着学究气的人，从言谈举止看，与其说是一个警察，倒不如说是个经济学教授。我给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这些人一声不响地听着。“银头发”坐在一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两手交叠着放在膝头上，什么人也不看。电话铃一会儿就响一次。从刑事侦缉处来的两个人好奇地盯着我，倒仿佛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一只怪兽。

我又开起汽车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坐在我身边。我这次是向富尔威德大楼开去。我们来到那个房间，哈里·琼斯仍然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他的一张扭曲的脸已经变得僵硬了。屋子里那股又酸又甜的气昧还没有散尽。同来的还有一个法医，非常年轻、壮实，脖子上生着硬挺挺的红汗毛。

一个指纹专家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我告诉他别忘记看一看透气窗上的插销。他果然在那上面找到了卡尼诺的拇指指纹。这是那个穿棕衣服的人留下的惟一指纹，多亏它才证实我的叙述并非虚构。

我又回到怀尔德的住所，他的秘书已经去另一间屋子用打字机把我的证词打下来，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门开了，艾迪·马尔斯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银头发”的时候，脸上突然现出一副笑容来，说道：“你好啊，亲爱的。”她既没有看他，也没有搭理他。艾迪·马尔斯神采奕奕，穿着一身深颜色的办公服装，苏格兰呢大衣里露出镶边的白围巾。后来他们就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怀尔德。怀尔德用冰冷的愤怒的语气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再耍什么花招儿，我就把你扔去喂狮子。谁爱伤心就叫他伤心去吧。”

就是这样，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这些事。

我躺在床上望着一块日光慢慢移到下面墙角里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诺里斯，斯特恩乌德家的老管家。他的声音仍像往常那样拘谨而遥远。

“是马洛先生吗？我往你的办事处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只好冒昧地打电话到你家里来。”

“我差不多一整夜都在外面。”我说，“我一直没去办事处。”

“是了，先生。将军今天上午想见见您，马洛先生，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

“过半小时左右我就到他那里。”我说，“他身体怎么样？”

“他没有起床，先生。不过身体还可以。”

“那就请他等我一会儿吧。”我说完，把电话挂上。

我刮了脸，换了衣服，向房门走去。突然，我又转回身，拿起卡门的那支珠柄小手枪放进口袋里。外面阳光十分强烈，仿佛跳动着似的。二十分钟后我到了斯特恩乌德家，把车开到侧门的门廊下。这时是十一点十五分。雨后方晴，小鸟在树上像发了疯似的啼叫着，梯形的草坪绿得像爱尔兰国旗。整个这所宅子看上去就像十分钟以前刚刚建成的那样整洁。我按了门铃。自从我第一次按这里的门铃以来，只不过过了五天，可是我却觉得像过了一年似的。

一个女仆替我打开门，领着我穿过侧厅走到主厅，叫我待在那儿，告诉我诺里斯先生马上就下来。主厅和我初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壁炉架上的画像仍然瞪着一双乌黑、火热的眼睛，花玻璃上的那个骑士仍然在装模作样地假装要解救绑在树上的裸体女郎。

几分钟以后，诺里斯露面了。他也一点儿没有变化。

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像过去一样深沉，灰里透红的皮肤看上去既健康又安详。他的动作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相形之下，我倒是一个感觉到岁月重担的人了。

我们走上瓷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