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乱了天。荫昌虽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并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与北洋派有密切联系，但他没有带兵打过仗，又是满人，北洋将领们对他不信任，不愿听他指挥，心中只想着袁世凯。更何况在袁世凯的密令下，冯国璋自然清楚应该如何运作，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叫喊“火速”、“火速”，而北洋军的动作却非常缓慢。奕匡力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荫昌等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廷卖命。

而另一方面，袁家文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要求祖父尽快联系各国公使，告知他能保证各国在华利益，争取得到各国公使的支持，得到提示的袁世凯更是立即派出自己的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积极地和在北京的各国公使进行友好的联系。

对于帝国主义的想法袁家文摸得很是清楚，现在国际形势处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夜，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不可能协调一致重演八国联军丑剧，而各处的起义情况让他们非常惶恐，软弱无能的的清政府，毫不怀疑已经失去了镇压革命的能力，这个时候他们迫切需要物色一个能有效地绞杀革命的人物，以取代清政府。十年前替它们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相继死去，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

既然是唯一人选，那自然应该拿乔一下，袁世凯认真听闻这些分析之后对自己的定位也更加的清晰，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武装干涉中国的，如果自己上台之后，帝国主义稍微得放松一些对中国的政策，那自己将得到极大的声望，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想通之后，袁世凯更是加强了自己和各国公使之间的联系。

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英国公使朱尔典多次拜访奕匡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更是当众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

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于16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但他对袁世凯疑忌重重，当天又下了一道上谕，规定袁世凯“节制调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而对“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即北洋军及海军，只能“会同调遣”。这就是说在指挥北洋军的问题上，袁世凯只能充当荫昌的副手。

袁世凯对于清廷任命的湖广总督不屑一顾，权利太小，不能轻易俯就，上书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格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han，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恙为易”，同时又不能把话说死，“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他既不坚辞，也不请赏假，只是借故拖延。

看着自己祖父的这些奏折，袁家文在心中暗笑，这个年代的人啊，还是很讲这些面子的，要是过个几十年，直接把军队拉过来，逼着清帝退位，再找个借口，一切就都解决了，呵呵，哪像这么麻烦，这个年代的人还这是单纯啊！等他们真正经历了日本的无耻之后，大概就不会这样遮遮掩掩的了。

袁世凯也没有消极等待，而是极力争取权力。他一再向清廷建议“必须筹备万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荡平”。他还致电湖北前线的徐世昌说：“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对北洋将领更告诫道：“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负隅之势已成，诚有不可轻视者。”

“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甚少”。同时他又奏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其能召募军队。

又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和已革职的倪嗣冲，并调段芝贵、陆锦、张士钰、哀乃宽等到彰德“委用差遣”。还要求饬令冯国璋“迅速来彰，筹商一切”等等。

袁世凯以“调治”疾病和“筹备布置”为借口，作出不能立即南下督师的姿态，北洋军各将领也就不好卖力作战，汉口革命军攻占重要战略据点刘家庙后，清军退至滠口。徐世昌奉奕匡力之命，自北京潜赴彰德，劝袁“力疾就道”。

袁世凯一边在暗处做着重新出山的准备，一方面密切地关注着时事的变化，在和自己的心腹还有长孙多次交谈之后，袁世凯对袁家文的政治敏锐大为赞叹，大呼后继有人，为了给袁家文留下一个更好的出身，袁世凯现在不但做任何事都不瞒着他，反而刻意地培养他，时不时还听听他的意见。

这对于袁家文来说可是一个好机会，将自己的想